如何設計一個讓民與民相互鬥爭的制度？既起到管理作用，又收到了稅，又收割了財富。歷史上其實早就有人給出過答案。大明朝朱元璋時期，就發生過這樣一個故事：有個叫劉慶夫的基層徵稅人員，在鄉里到處勒索百姓，買牛要錢、蓋房要錢、賣魚竿也要錢。事情傳到皇帝那裡，朱元璋大怒，下令將其凌遲處死，还連坐家人。表面看，這是一個英明皇帝懲治貪官、替百姓伸冤的故事。但問題在於，這些徵稅人員本身並沒有俸祿，而是被朝廷強制從富民中選出，讓他們無償替國家收稅；如果收不上來，還要用自己的財產補齊，同時上級官員還層層索賄。在這樣的制度下，他們要么自己破產，要么向百姓下手，幾乎沒有第三條路。這類制度的“高明”之處，不在於依靠道德，而在於利用人性：國家把風險和成本轉嫁給民間，讓民眾彼此監督、彼此壓榨，而皇權只在最後以“懲治壞人”的姿態出現，既維持了秩序，又塑造了自身的正當性。於是，百姓怨恨的是身邊的徵稅人，而不是制度本身或設計制度的人，這才是這種統治方式最深層的運作邏輯。